文学理论课程是现代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中国传统的“诗文评”向现代系统科学的文艺学转换的标志。进入现代教育以来，大学中文系对文学理论的教学，历来都是十分重视的。这样，文学理论教材不仅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思想，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我们文艺学研究的状况和水平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我们对文艺学意识形态性的理解和功利性的要求，使文艺学教材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。我们先是追随苏联的模式，季莫菲耶夫、毕达柯夫曾一度成为这一学科最知名的学者；50年代中期以后，各院校自编的教材，无论是公开出版的，还是内部交流的，都以更为激进的内容和方式，显示了它的时效性和政策性，文艺学不再被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，它的工具性被强调到空前的程度。1964年出版的以群主编的《文学的基本原理》，初步建立了当代中国的文艺学体系，但政治意识形态和要求，仍是它框架建立的基本依据，1979年出版的蔡仪主编的《文学概论》，虽然表达较为简约，但从学科知识性的建设来说，相距15年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它们为当代文艺学教学提供了最初的范本，当然也培育了它的承传者。进入80年代之后，文艺学教材的编写才逐步发生变化，这当然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，得益于学科队伍对学科建设的整体努力。在众多的文艺学教材中，新近出版的童庆炳教授主编的《文学理论教程》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），是取得了重大成就和突破的一部，它把当代中国文艺学教材的编写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。在我看来，这部教材的主要成就起码有三个方面：
首先是它的知识性。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它不能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，不能不表达它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支配，它的功利性是无可回避的。但是，既然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它首先强调的应该是它的知识性，完备系统的知识是一门学科的基础，是它赖以存在的前提。《文学理论教程》特别注重文艺学知识的系统建构。它不仅在普遍的意义上阐发了文艺学的性质和形态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中国权威地位的确立和发展，而且具体论述了文学活动作为人类特有活动的全部复杂性、论述了文学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及基本规律。尤其值得提及的是，《文学理论教程》把文学消费与接受作为一编来介绍，极大地完整了学科的知识体系，文学进入消费的社会属性，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。
第二，是它的整合性。80年代以后，域外各种文学知识和理论大量涌入国门，它在开启我们的思路，拓展我们视野的同时，也为我们带来了辨析的困难。许多理论迅速成为显学，但又迅速成为过眼云烟。这样，如何消化、分析、整合中外文学理论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。《文学理论教程》在这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80年代起，韦勒克、沃伦的《文学理论》、波斯彼洛夫的《文学原理》、伊格尔顿的《西方文学理论》等著作，先后在我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，但作为教材它们的局限和问题也是存在的。童庆炳教授合理地吸收了外来的文学理论，比如叙事学、话语理论、接受理论等，但又不排斥传统的文艺学理论，比如典型理论、艺术真实、风格论等等，并把它们组织成一个有机的知识体系。这种整合性反映了编写者的视野和胸襟，也表达了他们的立场和原则。
第三，是它的民族性。这部教材编写的时代，也正是全球理论风靡一时的时代。冷战结束之后，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峙已大大削弱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全球化理论的兴起，它的现实依据有其合理性的一面，但区域、民族、国家的差异性并没有消失，就文艺学而言，它反映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同样存在。《文学理论教程》在不排斥外来理论的同时，凸显了它的民族性特点。它对雅俗、继承与革新、借鉴与创造、形式与内容等问题的论述，都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，对传统中国文学理论的再阐释，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它的继承愿望。因此，它的开放性与民族性的统一，也是本书成功实践的一部分。
童庆炳教授是国内著名的文艺学专家，此前就曾编过多部不同层次的文艺学教材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这次又集中了师范院校的骨干力量集体编写，完成了这部规模宏大的教材，对于当代中国文艺学科建设来说，它的价值和意义，将会为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。
